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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背景下高校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的认知与启示

作者: | 发布时间:2019-02-27 09

摘 要:风险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风险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文化是否有绝对的安全状态、又受到何种挑战,便成为值得追问的课题。通过对我国中部、东部、西部代表性高校1,064名师生的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其对大学文化安全的总体认知,对大学文化安全要素的评价与期望,以及我国大学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进一步从力度、质量、阶段、主体等多维度,提出大学文化安全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风险社会;大学文化;文化安全

高校作为学术研究、思想传播、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的文化高地,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高校也是中外文化交锋的风口浪尖,不可避免地面临各方冲击与挑战。但现阶段对于“高校文化安全”的研究却不多见,且多为理论探讨、逻辑思辨,实证分析有限,尤其在“风险社会”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对“文化建构性”和“文化安全感知性”等特征剖析与论证不足,尚未充分把握大学文化安全的当代性。鉴于此,本研究尝试立足于社会学、文化学和高等教育学的交叉视阈,以风险社会为背景,在梳理大学文化安全层次与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中部、东部、西部代表性高校的抽样调查,对我国大学文化安全的现状、困境、趋势等进行调查分析,并分析其中的机遇与挑战,为风险社会背景下大学文化建设的战略规划与对策制定提供参考。

理论框架与问卷编制

1.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大学文化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要素综合而成[1]。据此,“大学文化安全”定义为:大学文化的各个要素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支配与同化。与“大学文化”一样,“大学文化安全”也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上述四个要素的客观“存在性安全”,既包含“内向型安全”,即大学文化不受外来腐朽堕落文化的冲击;也包括“外向型安全”,即大学文化不断提升自身对外吸引力与价值影响力水平。但是,立足于风险社会背景,从文化视角再次考量此概念,一个新的面向应运而生—“感知性安全”,这是大学文化安全的主观状态,关注师生内心对大学文化是否具有认同感、信任感、自豪感。综上,“大学文化安全”可分解为三个层次、两个维度。[2]

第一,大学表层文化安全。客观维度上,对内,大学的物质文化与行为文化得到维护;对外,大学校园各处的硬件设备和物质形态能充分体现其文化信息,展示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主观维度上,人们对于大学的“物”“学”“行”等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第二,大学中介文化安全。客观维度上,对内,大学的章程、发展战略、组织机制、规章制度等的设立具有自主权,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对外,大学能产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教学科研成果,实现文化传承与育人功能。主观维度上,人们赞同、支持大学的治学规范,并愿意遵循制度规则开展各项工作。

第三,大学深层文化安全。客观维度上,对内,大学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判断能始终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受外来因素的冲击;对外,大学精神能在全社会甚至国际范围发挥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主观维度上,人们对大学所传承的精神文化具有自信心与自豪感。

2.问卷编制与发放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在问卷编制时将三层次、两维度操作化于题目之中,以获取高校师生对该问题的主观认知、态度、评价与期望,全方位把握当代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关键点、挑战、不足之处等,为我国高校文化安全的维护与建设提供参考。在拟出问卷的大纲和草稿后,首先对北京市三所高校的师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征求意见,并进行试填。之后,就问卷设计征求了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统计学等有关专家的意见,调研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我国中部、东部、西部各省有代表性的“985工程”“211工程”、普通一本高校,在各高校通过网络和纸质问卷的方式随机抽取调研对象。发放问卷1,300份,最终共收集到1,106份完整填写的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64份,有效率约96.2%。 

数据分析与主要结论

1.大学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的基本认知

第一,大学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内涵的认知。对于哪种表述更能准确界定“大学文化安全”,受访者的观点各异。认可度更高的两项分别是:“独立自主,不受外界干涉”(27.4%)及“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维护促进高校和谐稳定”(23.7%)。可见,目前大学师生对于“大学文化安全”的态度总体表现为“由内向外”的走向,即认为文化内涵首先在“内秀”,实现内部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刚性稳定,而是在稳定环境的孕育下,持续创造创新,使一所学校的文化特质得以传承、发扬、拓展,化“被动”为“主动”,作用于“外”,在与其他文化竞逐主动权时,能获得认可。

第二,大学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核心的认知。“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也是一所高校向外界展示自身的标识。在解读大学文化安全的核心时,近70%的被访者都选择了“大学精神及办学理念体系”。可见,相比于器物与行为,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更加受到重视,也更能赋予师生文化自信。此外,比较受大家认可的观点还有“育人环境”和“意识形态阵地”(28.1%)。这进一步表明了大学文化安全与大学自身的传统及功能有紧密联系。能否在校园汲取到充盈的养分和高品位的文化熏陶,是师生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相较而言,规章制度等浅层次的文化要素则并未得到过多关注(3.1%),这或许与人们对于大学“自由”“开放”的普遍看法有关,并不希望受到过多条条框框的束缚。

第三,大学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建设载体”的认知。该以何为载体进行大学文化安全的建设?哪些阵地是维护大学文化安全所不可忽略的?通过呈现的多选题,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师生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前5名的分别是:学生文化活动中心(11.8%)、课堂(11.2%)、校园媒体(11.1%)、图书馆(10.7%)、宿舍(10.0%)。这证明了良好的“大学文化安全”建设载体,需要具备三个特征:一是覆盖面广,保证文化安全教育与建设的高频度与常态化;二是传播强度大,便于传送及接受,给师生留下的印象深刻;三是与公共生活相关性程度高,能实现观念与行动的“迁移”。

此外,在“本校大学文化安全建设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这一开放性题目中,不少受访者都提到入学初的校史宣讲和学校微信公众号。前者与学校个体特质联系紧密,是提高师生身份认同感的有力武器;后者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媒体,在宣传方面传播面广、力度大、方式灵活丰富。二者都是文化安全建设中应该得到重视与挖掘的平台。而社团活动、学术活动、文艺及体育活动等载体则是针对具有特定爱好与目标的群体,虽然影响范围不够广泛,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效果会比较显著。这提醒在大学文化安全的维护与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应该以师生认可度高的载体为重点对象,进一步加大管理和投入,更好地发挥其文化育人功能;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其余阵地的功能发挥,以防止“木桶效应”,受到短板制约。

第四,被访者对“大学文化安全”的主观态度。9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在当下,高校文化安全建设非常必要,对高校发展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认为自己属于该工作队伍中的一分子,可见被调查对象对高校文化建设的总体态度是正向的。与此同时,有近33%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该如何参与和自己息息相关的高校文化安全建设”。这提醒我们,虽然近些年文化软实力多次出现在国家战略中,各高校管理层也对此下了很大功夫,但尚未落实到个人。作为大学文化建构的直接主体,教师与学生尚不清晰自身能发挥作用的渠道。

2.大学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认知的差异分析

第一,不同院系、岗位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的认知情况。总体来看,在对待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态度与参与意愿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认为其重要并愿意积极参与其中的分别占74.3%和76.2%。其原因或在于:行政机关作为承担学校规划发展与日常管理的职能部门,其内部工作人员对文化建设与传播工作的接触更多、感受更深刻,使命感也更强烈。而相较于理科类院系,文科类院系师生接触的文化思潮更多元,考虑问题更具批判性,对新鲜事物也更具包容性。因此,对于文化是否有必要强调其“安全”属性,是否应该赋予文化自由生长的环境等,均存有质疑。

第二,不同职业类型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的认知情况。根据职业类型,高校内部人员又可细分为管理人员、教师与学生。前两者属于校内长期稳定的成员,学生则因年级上的流动,受教育程度、与校园的情感等也时刻发生着变化。相较而言,管理人员作为学校“铁打的营盘”,最为重视高校文化安全建设。本科低年级学生因为刚入校,对集体的认同度较高,比较尊重规则,对高校文化安全的重视程度也较高,选择“非常重要”的为62%。但随着年级增长,活动范围拓展,接触信息量增加,对班级、院系、学校的黏性减弱,其对校园文化安全的关注度和认可度减弱了8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6.5%的博士研究生认为,高校文化安全建设完全没有必要,其原因或在于博士研究生更多扎根于学术研究,集体融入感较低,思想也更加开放自由。

3.大学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各要素的评价与期望

关于大学师生对文化安全中物质、行为、制度、精神四要素的评价与期望,问卷设置了两道量表题,分别让师生从“期望值”与“满意度”两方面对大学文化安全的4个要素、22个题项进行打分,用以考察大学文化各要素在受访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及其现阶段的表现情况。测量时,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在“期望值”题项中,从1分~5分代表师生心中某文化安全要素的重要性从“不重要—非常重要”依次递增;在“满意度”题项中,从1分~5分代表师生对文化安全的现实评价从“不满意—非常满意”依次递增。

第一,大学师生对大学物质文化的满意度与期望值。该要素中,文化公共设施及景观数量得分分别为3.53分和3.52分,优于质量的得分3.47分和3.48分。这一差距反映了大学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更注重实用性,但具有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远远达不到要求。而师生在对物质文化的感受中,对质量的期待分数为4.31分,远超于数量得分的3.91分,说明其更加重视通过物质载体来获取一种文化参与的渠道与平台,以实践与参与来感受校园文化,而非看重冷冰冰的景观本身。

第二,大学师生对大学行为文化的满意度与期望值。该要素中,思政课在文化安全建设中的主渠道作用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得分为3.77分,而其他几项均在3.5分左右。在大学校园行为文化客体的期望值打分中,师生对已经表现不错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对表现平平的研讨活动、文化活动、对外交流活动的频率及质量的期望值都超过了4.1分,反映出师生对参与各类文化活动的渴望,更加凸显了行为文化建设在大学文化安全建设之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大学师生对大学制度文化的满意度与期望值。该要素中,大学校园制度文化客体的满意度打分中,“文化安全工作的部署与执行效果”得分为3.71分,受到师生广泛赞赏。在学校规章制度方面,“制度完备”(3.68分)高于“制度认同”(3.62分)。因此,如何提升师生对制度的主观态度,使其不仅入脑还能入心,而且是未来工作的重点。此外,工作队伍的完备与得力分数均在3.5分左右,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第四,大学师生对大学精神文化的满意度与期望值。该要素中,师生对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安全的满意度较高,得分分别为3.86分与3.87分,说明相关工作已经深入课程教育、日常学习中,且表现优异。但相对而言,大学文化的特色和引领作用则表现不够理想,得分分别为3.65分和3.51分,却承载着很大的期待(相关期望值得分为4.3分和4.22分),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建设。

4.大学师生认为“大学文化安全”受到的挑战与应对

第一,大学文化安全受到的挑战。对于所在学校文化安全受到的挑战,近半数受访者选择了“师生对本校文化认同感不足”(46%)。而“网络文化思潮背后多元文化思潮的挑战”(23%)和“国内外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入侵的可能性”(16%)虽然也会产生影响,并常常引起高校管理者的担心,却并未对个人感知产生威胁。这恰好印证了前文所述的文化安全“由内及外”这一特征,即大学文化对外的独立性、认可度与竞争力,必须建立在对内的师生归属感与荣誉感之上。与这一判断相呼应,在最后一道开放题中,多名受访者认为“校史教育”“校歌传唱”“校友联结”是其对大学文化安全建设中印象最深的内容。

第二,国际化背景下大学文化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嵌入日常生活”(31.2%)和“校际交流频繁”(28.8%)被多数人认为是国际化背景下大学文化安全面临比较突出的挑战。前者指西方文化思潮、价值观等通过影视、音乐、国际互联网等文化产品渗透到大学师生的生活中,无形地影响其文化感知。

第三,大学文化安全建设的薄弱环节或者急需改进的地方。为进一步了解当前大学文化建设最薄弱的环节所在,我们以多选题的形式询问了师生“本校文化安全建设最薄弱的环节或继续改进之处”这一问题。统计分析后发现,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缺乏整体性,应着眼长远规划”(17.2%),“责任部门不明确,应重点统筹抓落实”(14.2%),其后依次是“明确责任部门,重点统筹落实”(14.1%)“改进思政工作”(13.6%)“加强校园文化品味”(12.2%)“完善文化设施和阵地”(11.4%)“多元主体协同管理”(9.22%)和“现代化文化建设”(7.9%)。可以看出,大部分受访者非常肯定大学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希望其能被提升到战略高度,通过远期规划融入到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之中。同时,也期待有比较专业的部门切实负责,实现资源协调,有效投入。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立足社会学、文化学和高等教育学的交叉视阈,从“风险社会”理论切入,将“大学文化安全”分解为三个层次、两个维度、三种类型,以之为框架,梳理了大学文化面临的恒常性、层次性、内源性和感知性风险,并通过对我国中部、东部、西部代表性高校师生的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了我国大学师生对大学文化安全的总体认知,对大学文化安全要素的评价与期望,以及我国大学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具体而言,得到如下启示,可作为未来各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参考。

1.我国大学文化安全建设力度不够,应持续加强、有的放矢

目前,我国大学文化安全建设存在总体成效不突出,战略规划不完善,各文化要素建设呈现出师生满意度低于期值度的状况,亟待加强。一方面,要求各高校做出科学合理的整体战略规划,辅之以先进的管理理念、细化的落实、有效的执行;另一方面,如调研所示:中部、东部、西部具有不同水平的大学文化安全认知,不同专业、年级、职务的“大学人”对于大学文化安全也存在迥异的看法,整齐划一的措施并不能有效应对多样化的挑战。因此,需要各地各校根据自身情况有的放矢展开工作。另外,有必要注意的是,文化是不断传承、融合、更迭的,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不成熟、变革是正常情况,在文化安全建设过程中,校园文化会有不合预期的情况出现,但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都不必因噎废食或过于紧张。

2.我国大学文化安全“内向维度”薄弱,应立足本土、开拓创新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师生担心的校园文化安全挑战并非来自于“外向维度”,即西方或其他文化的侵入,而更多来自于“内向维度”,即师生对本校文化的内部认同感不足。文化有相对排他性,是一个群体对自身普遍生存状态的自我认同的集合体,一旦形成了基于自身情况、扎根于实际的文化建设,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它都不会被轻易取代。据此,大学文化安全建设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其校园景观、文化活动、组织制度、精神价值都深深烙上了该校的LOGO,具有显著的代表性与符号意义,能够为师生提供文化传播与传承的资本与信心。故高校文化安全建设不必求同,而须求异,文化安全建设必须立足于每个学校自有的历史传统、自身实际与后期发展情况,并且开拓创新,最终形成有自身独特之处的文化氛围,保障文化安全。

3.我国大学文化安全建设“质”“量”不均,应以质为主、以量为辅

调研显示:师生对校园文化要素数量的评价高于质量,对质量的期望值却高于数量。这证明,高校文化安全的建设理应加强,但须注意不可急于求成,只有以保证文化建设的质量为主,形成一批优秀的文化客体,营造出良好独特的校园文化精神,打造“品牌效应”,才能使学校师生对学校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可与骄傲。若追求数量而不保质量,容易产生目标置换的现象,产生一堆“面子工程”,反而会挫伤师生对校园文化的积极性和认可度,弊大于利。

4.我国大学文化安全建设存在“断档”,应持续进行、全程贯穿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应该是贯穿大学生涯的,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从调研中可见,就当前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而言,“重视低年级,忽视高年级”的现象较为普遍。基本的培养制度存在,但对制度的执行则不如低年级阶段严格,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间断甚至是中断,长此以往,将积重难返。加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制度建设,完善学生全程化、多角度、多方式教育的制度与机制,规范程序,将有利于保证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连续性,进而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

5.我国大学文化安全建设力量单一,应多主体联动、增强合力

目前,我国大学文化安全建设呈现出重视但不参与、管理人员为建设主体的特征。调研显示:大部分师生认为自己属于大学文化安全建设队伍中的一分子,但也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该如何参与到这一工作中,许多学生也表示对“大学文化安全建设”这一议题感兴趣,但涉及具体的行动层面时,则没有进一步的做法。另外,大学文化安全建设的主体仍是管理人员,在差异分析中,也是管理人员或行政部门人员对文化安全建设更为重视,参与意愿也最高。在实际中,也可以看到大学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最容易接触到文化安全建设工作,甚至对某些人员来说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学生、教师等在文化安全建设中的参与度并不高。大学文化安全建设是与大学校园内的每个主体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等都需要参与进来,并且形成各主体间的协作,联合作用,完成大学文化安全的建设工作。{作者单位:谭爽,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蔡劲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特别委托项目“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高校文化安全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5JDZHD00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蔡劲松.大学文化:理论构建与系统设计[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33.

[2]蔡劲松,谭爽.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大学文化安全:挑战与应对[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2):38-44.

《北京教育》杂志